低通胀、负利率的经济环境下,一方面

简介: 低通胀、负利率的经济环境下,一方面,低利率的宽松货币环境吹大了资产价格泡沫,富人的财富与金融资产加速膨胀,而负利率损害了穷人持有的固定收益资产,通缩导致穷人工资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阻隔了全球资金流、人流和货物流,导致各国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全球有30多个国家的银行在疫情期间采取降息措施,已有一些商业银行推出利率为负的存款或贷款产品,负利率开始向主要经济体加速蔓延。

然而,从十多年来的具体实践看,旨在刺激经济的负利率政策却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如果说量化宽松向市场上投放大量货币,那么,市场应该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说量化宽松措施不当导致了流动性陷阱,那么,扭转操作完全可以使得短期利率转正。

出现负利率的情况,一定有更深层次的社会、人口、经济和方面的原因。

负利率及其配套实施的一揽子非传统货币政策一直备受争议,特别是货币政策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加剧了西方社会持续深化的经济不平等。

莱比锡大学教授杜阿尔特·帕布洛(Duarte Pablo)和施纳布尔·贡特尔(Schnabl Gunther)在研究中指出,近年来大行其道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它通过给予特权的方式改变了经济市场的游戏规则,减缓了市场规则的自发性,从而腐蚀了经济增长基础和对无特权群体的补偿。

具体而言,以负利率为代表的非传统货币政策从两个维度对经济不平等现象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负利率会使借贷者受益,因为他们所需还的钱相对减少,而存款者会因利率下降导致收入缩水。

其次是存量的维度,即财富的不平等效应。

可见,负利率作为一项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对社会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并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

在西方的选举大背景下,随着金钱在竞选中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上的不平等,而上的不平等导致市场规则进一步被改变而使高收入群体受益,从而加深了经济不平等。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群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来抗议高收入群体对财富的垄断。

美守派和自由派对于经济问题所持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经常引发激烈。

而无论是2018年的法国“黄背心”运动以及2020年的美国社会乱象,表面上是人民对税收以及种族问题的抗议,实际上也与长期以来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深化经济不平等密不可分。

在政策空间狭窄、金融市场脆弱的环境下,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利率下行的催化剂。

从美国的救市措施来看,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达到提振经济的美好预期,反而使得市场对于美联储是否会采取负利率政策的担忧情绪不断升温。

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和降息空间是各国银行应对经济衰退的重要工具,疫情的冲击使得各国提前地打出自己的子弹,大幅加速了负利率问题的恶化。

目前来看,进入名义负利率政策周期的经济体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具有经济水平发达、人均国民收入高、人口老龄化、高社会福利等共同特征。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增长不足的困境,科技创新尚未达到革命性突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严峻,全球经济危机不断深化或将使负利率货币政策变成一种常态。

首先,随着经济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抬升,以及社会财富的持续分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决策习惯和价值取向也随之改变。

而负利率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国民收入高、人口老龄化导致这一类社会的投资者更愿意追求资金的稳定和安全性,于是推动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长期的和平给人带来了福祉,医疗卫生保障的完善使得人均寿命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问题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渐深化。

资金供给的增加和资金需求的减少导致资金供需严重失衡,利率作为资金价格的衡量,资金供大于需推动了利率的下行。

其次,长时间高福利的运转也促使着经济低增长环境下发达国家被迫进入负利率状态。

经济增长低迷与高社会福利二者相叠加之下,处于负利率困境的国家必须在二者之间进行抉择。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放缓导致的经济增长动力下降也使得负利率困境不断深化。

从负利率政策本身的实效来看,负利率政策在历史实践中对于低通胀或通缩困境的缓解并不理想,而负利率政策却导致了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

低通胀、负利率的经济环境下,一方面,低利率的宽松货币环境吹大了资产价格泡沫,富人的财富与金融资产加速膨胀,而负利率损害了穷人持有的固定收益资产,通缩导致穷人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最终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包括贫富差距扩大在内的多种因素,又通过经济社会途径,导致低利率的诞生并强化了这一环境,最终促成利率一降再降、经济却难起色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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